从几种现象谈“存在与意识”的现实意义
原创:姜伟
更新时间：200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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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意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传统的哲学里：凡是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即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反之则是唯心主义。到底谁是第一性的，或者说谁是世界的本原，这一争论几千年来都没有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看到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又看到意识对于存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经典论述，几乎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理论，因而也就被人们束之高阁。然而哲学理论虽然是抽象的，但是它的根却深深枝根于现实生活的泥土之中，如果我们细心的加以推敲就会发现其实：它就象一个幽灵游荡在我们的周围，它就象一只无形的手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我坐在这里是存在，为什么会做在这里，是意识的产物。又如：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等等。下面就试图从以下的现象中谈谈存在与意识的辨证关系及这一关系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从教育、科技中的现象看存在决定意识
在今年两会代表讨论期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庄公惠代表就由“存在决定意识”生发出的两个话题。庄公惠代表就《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他说：“总理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但为什么绝大多数学生家长却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职高?究其原因,说到底还是个存在决定意识的问题。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是否把‘人才’与‘高学历’简单划等号?在评价一项重大成果时,是否把那些技术精湛且起到关键作用的操作工人视为英雄和模范?”；“创新也有类似问题,当科学研究进入尖端和前沿阶段时,科研变得更加艰苦,布满陷阱与风险,需要大量甘愿‘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在长期的枯燥寂寞中高度专注,艰难探索。为保留这样一支队伍,我们是否有机制鼓励他们?在制定人才标准时是否考虑到他们?在涉及利益分配时是否主动想到他们?”如果我们的鼓励机制，我们的利益分配这种现状不变的话，那么我们国家怎么能够在高科技领域迎头赶上。
其实就是在我们校园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英语学科地位的变化、都是存在对于意识在起作用。 再如学生偏科现象、择校现象等也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作用。这些现象和意识的出现都有深刻的存在的背景。以偏科为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意识的产生，和当时的经济技术发展密切联系的，今天的科技进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再加上中央政治局几乎清一色的理工类的专业背景，重理轻文，更是理所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重理轻文的思想意识又更进一步加重了学生及家长的偏科行为。
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无不如此，如论持久战的提出；如和亲政策的提出；韬光养晦政策的提出。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存在和意识的矛盾运动中，首先是存在决定意识。
第一，存在决定意识的内容，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存在不同，人们的意识也就不同；同一时期，处于不同的发展处境、发展状况中的主体，也具有不同的意识；意识的内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无论正确与错误，都是存在的反映，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根源。
第二，存在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意识的发展变化。存在是具体地、历史地变化发展的，因此，作为反映存在的意识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存在的变化，人们的意识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旧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被新的存在方式和实践代替以后，旧的意识也必然或快或慢地被新的意识所代替。还需要指出的是，存在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样，意识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具体的特定的发展时空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对此一时空的存在来说，某一种意识是正确的，但对彼一时空的发展活动来说，它就不一定正确和适应了，这就是意识的相对性问题（即真理是相对的，根本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换句话说理论要于是俱进，要与实际相结合，要实事求是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反之如果将意识绝对化、教条化，例如，不顾实际情况，将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导致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又如美国的教育模式搬到中国，可以猜想结果会怎么样。我们的课堂教学，乃至我们的班级管理以及我们处理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也要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加以改变。
二、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看意识对存在的作用
随着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技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论断固然是对科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评价，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意识对于存在的巨大反作用。（也正是由于此，有人提出了存在与意识的三阶段理论）
这里充分体现了意识对存在的作用。所谓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是指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旦被发展主体所掌握，就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存在的力量，反作用于存在，对社会的发展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意识对存在的能动反作用，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属性。意识反作用的质，是指它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性质，亦即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的问题。任何意识对存在都有反作用，但不同的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是不一样的。先进的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意识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意识反作用的量的方面，就是它影响社会发展的程度深浅、范围大小、时间久暂等问题。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是通过发展主体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因此，这种反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它实际掌握发展主体的广度和深度。先进的意识从根本上说，是和广大的发展主体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必然具有较深厚的人民群众基础，能为广大发展主体接受和掌握，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存在力量；落后的意识由于其本身的保守性和腐朽性，必然逐渐削弱其对发展主体的影响，从而也不断削弱其对存在的作用。意识的反作用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为社会发展的进程所一再证明的。但是，这些作用的性质和大小，最后都取决于存在的状况、取决于有关发展主体的状况。意识的反作用，无论有多大，终究不能进行凭空创造。因此，相对于存在的决定作用而言，意识的反作用始终是第二位的。 意识之所以能够、并且必然对存在起能动的反作用，是有其根本原因的。意识不是凭空任意出现的，它归根到底反映着发展实践的状况、客观条件、发展实践的矛盾关系以及矛盾关系演进的趋势和要求，因而必然具有满足这些要求、推动这些趋势的作用。同时，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发展实践本身是存在的存在活动方式，社会发展实践总是在一定的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意识为发展实践服务，指导社会发展进程。对发展实践没有任何意义的意识是不可能产生的，更不会具有现实作用。
以蚌埠六中的办学为例；以论持久战为例
三、从首席智囊被逐，谈影响意识正确反映存在的因素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中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读书人：孙茂才。回顾他的经历：此人本来是一个屡次应试不第的破落秀才，想来想去，只好改弦易辙，来商家帮闲，挣几两银子活命。他一开口：“我也不是太贪财的人，一年三千两足矣！”在今天折合人民币30万元。要知道当时读书人做了县令，一年的俸禄加上皇上奖赏的养廉银，也不过区区几百两。乔致庸早就觉得他是个奇才，答应他：“只要乔家能渡过眼前这一劫，到了年底，我给你三千两银子！”就这样孙茂才在乔家充当了首席智囊的角色。
首先他才借下棋之时，说服乔致庸：“人生有大格局，有小格局，大小之别，在于人的内心。你如果身在泥潭心也在泥潭，就只能看到泥潭，若是身在泥潭心却如鲲如鹏，看到的就是双翼下九万里的天地。”就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给乔致庸灌输的这种意识，为乔家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那实际是一种理念。
其次他指点乔致庸利用达庆和达盛昌的关系，以顶出老宅为抵押，从自己的对手那儿借回三万两银子。并进一步说乔致庸服和陆家结亲。然后替乔致庸设计破包头的危局。破包头的危局后，他又高瞻远瞩的劝说乔致庸重建商界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
在乔致庸南下武夷山贩茶时，他又巧计从水家和元家得到贩茶的龙票，使得南下贩茶成为合法的行为。并亲自跟随前往。
在乔家转危为安和进一步发展中功不可没，但是后来由于他和乔致庸在办茶票庄问题上意见分歧及其他问题，双方分道扬镳。乔致庸采取了极端的做法驱逐了孙茂才。
他与达盛昌掌柜的对话：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们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认识会有正确的和错误的差别，是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和客观方面的原因的。客观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指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社会实践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制约。人们对同一事物的反映会出现正确的和错误的差别。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场不同。
立场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持的态度。人们的立场不同，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就会不同。立场不同带来的认识差异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是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其二是，对客观事实的评价。
第二，世界观不同，人生观不同，思维方法不同。
一个人的世界观不同，他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会不同于他人，这直接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否正确。一个人的生活目的、生活态度是否正确，也会影响对客观事物的看法。
第三，知识构成不同。
从原有知识的性质上来说，一个人原有知识的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着他对新认识对象的理解。原有知识正确有助于我们对新的认识对象获得正确的认识。从原有知识的数量上来说，正确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人们拥有正确知识的范围越广泛，程度越深刻，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越可能正确。